为保证质证权的此种前提，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单向的证据开示制度：第40条规定审前阶段被追诉人一方即有阅卷权，第42条规定被追诉人一方所掌握的证据，通常无需告知办案机关。

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国家动员中，战时话语就是能够提供这种强大政治势能的政治信号之一。如果突发事件较快结束或者应急行动迅速取得成功的话，这样的目标设定并没有问题，因为危机的冲击很容易形成高度社会共识和成本共担格局，也就是形成合力。

[14]参见王旭：《重大传染病危机应对的行政组织法调控》，载《法学》2020年第3期，第93页。[51]（2）在应急动员中运用战时话语符合中国的传统，并对动员目标的实现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是中国公共应急体系的制度优势所在。（一）战时话语的两种功能 在中国，应急动员取得成功有很多重要原因，比如党政互嵌的权力体制，深入毛细血管神经末梢的党的组织系统和政府基层治理系统，国有经济在基础性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教育医疗等重要社会事业由国家举办，集体本位的文化传统等。但这并没有解决关键问题，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应急动员潜藏的法治风险和动员机制本身的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并没有太大关系，而在于动员话语所隐含的压力机制和法治价值之间发生某种紧张关系。还有部分被问责的官员不久后会得到起复，也部分对冲了这种副作用。

为了战胜敌人，国家将不得不集中更多的资源，人民将不得不付出更多的牺牲。（二）战时话语隐含的压力机制及其法治风险 自由主义法学期望以规则和法律来规制所有的紧急状态，期望以理性来衡量所有的事物，期望消除所有理性无法理解的事物，这很可能只是一种幻想。大一统体制在中央集权基础上进行基于功能的权力分配，彼此之间形成分工与协作的关系，共同拱卫最高统治的权威，形成正确决策。

由于中国社会中固有的平等观念，也由于中国没有世袭的阶层和等级划分，这就使得中央政权有可能实行平等的法治。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所以既不是西方代议民主制的再版，也不完全是苏维埃体制的翻版，就在于自身的大一统逻辑进一步塑造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宪法地位和组织程序上的特殊性。在一个绵延五千多年的文明肌体里通过宪法来重新组织和治理国家，大一统就是这个基座和经验。从北魏到隋唐发展起来的律令制度起到了将人民从六朝的豪族支配中脱离出来编入国家统一政治之中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当代社会经济转型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信息技术革命为驱动，中国也在逐渐由内容生产的工业社会向注意力生产的信息社会转变。

从横向看，尽管中央集权坚持分事不分权原则，但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内仍然蕴含着皇权与辅弼机构之间的功能分配，从秦汉的实际作为最高决策机构存在的丞相制到汉代成熟的监察制度，再到隋唐的三省六部制，这些对皇帝决策都构成一定制约。无组织力量随着组织化过程也同时在滋生和暗长。因此我们才可以说，这个中国，与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欧洲不同，几千年来尽管疆域的边缘比较模糊，但中心始终相对清晰。可以说，帝制下大一统的经济逻辑就是不经由中介力量而将国家和农村生产者直接联系起来。

现行宪法之所以规定城市土地一律属于国家所有，原因之一是中国郡县制传统下城市数量多，构成国家的重要资源，甚至镇也具备城市规模，因此没有将镇的土地所有权一律规定为集体所有。在社会经济领域，通过建立国家与个体的组织联系，防止贵族、豪强等中间阶层的把持、分化，实现了组织一体化。然而，与天道归于君主的帝制大一统不同，人民是一个抽象集合和拟制现象，它不可能如皇帝那样同时成为一个国家机构，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因此必须通过代表制来治国理政。如前所述，国体条款明确了人民作为新的定于一的范式及正当性，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则是它的具体说明。

在坚持特别行政区内生于国家整体治理体系的前提下，该制度实现了法律空间的交错性，这种交错性既丰富了国家治理的整体智慧，也保留了差序治理的生命力。超大规模国家始终面临社会经济无组织力量的挑战，大一统的本质就是不断再生产并维系组织化的力量。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中国大一统逻辑里孕育的重要民主形态，它充分体现了流动而一致的社会参与逻辑。从《清帝逊位诏书》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的宣称，到革命党放弃狭隘汉民族主义，保守派提出保国、保种、保教，乃至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取得民族和民主双重革命成功，并通过制宪确认大一统，维护族群疆域完整、重塑中华民族多元而一体的价值体系，保持国家在集权基础上的差序治理和基层自治，以及实现社会经济平等、有序流动始终是社会主义宪法的基本底色。

(一)大一统对社会主义宪法上基本权利的塑造 彭真指出，宪法修改草案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是《总纲》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规定的延伸。(二)国家权力配置中的分层而统一结构 与基本权利规范一样，国家权力规范也遵循大一统的现代政治本质，按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表现形式，体现在现行宪法第3条规定的民主集中制，该条围绕国家权力机关—其他国家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地方国家机关的权力配置这两个领域展开，因而是一种典型的中央集权制度。一是得益于国家与农民生产者的直接联系，这消解了中国基于封建主义而产生的农奴制土壤，中国实际上存在大量的佃农和自耕农。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维护国家法治统一，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具体而言，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人大机关完全统一地行使国家权力。其次，大一统社会经济条件中也孕育了流动，这是现行宪法接受非公有制经济与其他分配方式的重要逻辑。

从信仰价值系统看，中国的价值体系是多种民族信仰深度融合、互相生成的过程，在历史上不存在欧洲的政教合一，因此，现行宪法在规定宗教自由时没有采纳国外宪法普遍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因就在于我国历史上本无合一传统。它绝非流俗所理解的封建专制帝国。

(二)现行宪法对大一统底层逻辑的整体继承 大一统不是狭隘的民族观念，而是一种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种要素的内容丰富的实体，不能被理解为大民族主义或者是一种强大的征服力量。因此，现行宪法第1条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对中国大一统逻辑的政治本质最深刻的表达，是确保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实现人民大一统的最高政治承诺。

四、无组织力量：大一统宪法的当代挑战及回应 尽管大一统深刻规定了现行宪法的底层逻辑和具体内容，但同样也遗传给它最基本的挑战，那就是无组织力量对大一统的消解。中国民族发展互相交叉、形成杂居的历史，以及文化上互相同化的传统，加之近代以来整个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的事实，决定了我们只有毫不动摇地在保持国家整体一致的情况下充分给予自治权，才是按照历史给我们规定的条件走出的路。

中国的政治形式就在于有工农联盟，有劳动者和非劳动者的统一战线，但正是由于存在阶级多元、境界有别、利益各殊，所以就必须有一个在多元中始终保持政治统一、捍卫人民共同意志与根本利益的坚强领导力量。8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人民既然完全地行使了国家权力，也就会以主人的身份尽完全的义务。第一是关于选举权的例子。

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这是大一统无差别政治的典型反映，是非基于身份、门阀、等级、财富等而能参与公共生活的平政理想在今天的实现，体现了中国大一统文化对政治资源的分配正义。最后，现行宪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得益于大一统国家创造了促进统一市场体 系的有利条件。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所积淀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更值得关注的是宪法对直接民主和普遍代表制的规定。

根本利益的无差别性决定了选举资格的平等、普遍以及代表效力的相同。大一统的逻辑必然要求单一制的国家结构，确保中央权力的垂直延伸。

宪法用人民民主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也准确反映了一无所有、夺取革命政权的阶级向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转变的历史过程，强化了现代大一统范式的正当性宣称。例如，英国确立了普选权的《1918年人民代表法》仍然基于性别、居住地而区分选举资格，《1999年上议院法》才艰难废除几乎所有世袭贵族议员。现行宪法通过规定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接续了地方自治的传统。这些民族之所以能够保持一体，即在于将定于一的观念作为价值认同，而非依赖暴力与强制。

尽管与帝制不同，现行宪法将基层政权设立到乡、县一级，但对于超大规模的国家而言，无论是财政汲取能力还是公共供给能力，都无法离开基层自治组织。现行宪法不但明确了公有制的基础地位，而且在第9条、第10条分别建立起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和城郊土地除法律规定外集体所有的重要制度。

这就是我们要返回大一统的原因，这就是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生活上互相依赖的单位的性质和范围却受着很多自然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条件所决定。

同时，通过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统一意志，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一切国家机关工作的出发点来实现在这一切国家机关中，也就能够在民主的基础上形成人民的政治一致性，从而将大一统的逻辑进一步延伸到国家治理体系中，实现建立权威与运用权威的有机统一。经过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对超大规模国家治理实现了统一的治理标准。